赵安平的博客

 

 

 健康时报记者  赵安平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首都医药卫生领域的一位资深记者。这位籍贯山西的老记在至今整整7年的职业生涯中，除了采访写作，从工作中延伸出的最主要的事情是当“免费医托”——为外地来京的亲朋好友帮忙联系医院、找专家、挂号、住院看病。

    本报近日刊发本报记者当“免费医托”的体会文章，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疾病这种特定状态下的人间百态和亲情友情，演绎出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和悲欢离合；还能学到实用的医学养生保健知识以及来北京看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窍门儿，更有对“全国人民看协和”的冷思考。

                              跟着护工当学徒

 

    第一次当医托是给我的父亲。那是2000年的11月份，父亲脑血栓第二次发作，导致偏瘫、失语、大小便失禁，昏迷7天，奄奄一息。我连夜赶回老家后，听弟弟说，父亲发病的那天早上，起床穿衣服的时候就感到右腿有些使不上劲，随即嘟囔了一句：“腿不听使唤了。”母亲赶紧打电话叫住在另外一个小区的我的弟弟过来。

    等我弟弟扶着父亲勉强走到公司职工医院，老人已经不会说话了。做完CT，确定是脑血栓后，父亲就陷入昏迷。

    慌乱至极的家人听医生说医院的一位内科大夫手里有一种叫做尿激酶的药物，马上使用后，能够让病人很快溶栓，脱离危险。

    我弟弟四处打听，打电话找到了那位正在公司一个领导家中为其母亲看病的大夫。大夫听了情况介绍后说，今天没时间，明天早上到了医院再说吧。

    第二天，那位大夫给我父亲用上了尿激酶。其实，我后来采访宣武医院的专家才知道，脑血栓病人发病后，应该在6小时内采取紧急溶栓措施，过了这个黄金时间段，脑细胞因缺血坏死后，是无法复苏的。

    父亲的偏瘫、失语已成定局。等老人家的病情稳定后，全家商量把老人接到北京做进一步的康复治疗。

    我那时刚刚入行做卫生记者不久，对医院还处在摸不着门的阶段。我的哥哥找了一个曾在中国康复中心治疗过的熟人，由这位大叔引荐了他的治疗师。我找到这位治疗师，在这位热心大姐的帮助下，很快联系好了父亲住院的事宜。

    记得父亲住到中国康复中心后，刚躺倒病床上，就过来一个小伙子，他说他是邻床病人的护工，姓王。他指着父亲撇靠在病床护栏上几乎没有知觉的右腿说，脑血栓的康复锻炼应该是在病情稳定的当天就开始的。他在老人右腿的外侧垫一个枕头，让腿往回拢，说这样关节不会变形，将来锻炼走路的时候右腿就不会向外画圈，那样不但难看，而且病人容易摔倒。

    我很快与护工小王熟悉起来。他来自河北张家口贫困的张北县，刚来当护工的时候心理上很不适应，第一次护理一个坐轮椅的老人解大便，他给跑掉了。后来还是一位老护工告诉他，就把自己护理的老人当成自己的爹娘，只当是为护理自己的爹娘做演习。这样一想还真管用。

    这个心眼活泛的小伙子跟医院的不少护士、医生处成好朋友。他说他在这里认了很多亲人：年龄大的是哥哥姐姐，年龄小的是弟弟妹妹。他很骄傲地告诉我，县里的一些领导来北京看病都要找他。他还给我讲了很多他给老家亲朋好友在北京找医生看病的故事。他说这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

    小王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护工兼医托。几年以后我父亲又因为肚子疼住进了一家医院，老人家依依呀呀说不清楚，只是比划着告诉我们肚子不舒服。在医院住院6天花了7000元，还没解决问题。也是同一病房的一位护工大哥，上前摸了摸老人的小腹说，里面这么硬，很多天没大便了吧，老年人最容易便秘，平时每周吃三次白菜或油菜包子能防便秘。他又教我弟弟给老人揉腹。2个小时后，我父亲痛痛快快地便了大半盆，很快打起呼噜，入睡了。

 

 

                    当“医托”救了不少人

 

    老家的人看到我给他们寄去的报纸，知道我在北京是一个“跑医院”的记者，就开始有人找我帮忙看病。

    第一个是我中学的同学。他在电话里焦急的告诉我，母亲在老家被怀疑是白血病，医生建议到北京去检查一下，能不能给北京人民医院联系一下，听说那里的血液科最有名了。

    老家亲朋的事情一点也不能大意，不然大家会说这个人忘本，而且人家能找上门来，就是对咱最大的信任，当然要尽心尽力了。

    恰好我的一个同事采访过人民医院的一位血液科专家，我就通过同事，找那位专家预约了一个号。在医院，我同学一行见到我时眼睛流露出的热切的期盼的目光让我深感责任重大。他们兄妹3人神色凝重陪着老母亲，不离左右。他的母亲说，娃们孝顺，非要我来北京确诊检查一下。要真的是白血病，就不治了，我都70岁了，还能再活70岁吗？花一大堆钱，还治不好，给娃们留一堆饥荒（债务的意思，山西方言。作者注）我可不干。

    检查结果出来后，我拿着单子带着同学兄妹几人找了一位血液科的博士请帮忙解读一下。博士看完了很高兴地告诉我们，患者患的是白血病里面最轻的一种，服用药物就能控制住，没有生命危险。

    全家人几乎跳了起来，争先恐后抓住博士的手说谢谢。

    吃饭时，同学拍着上衣口袋说，我这里装了3万块，我哥哥、姐姐也都带了几万块钱.我们的打算是，如果确诊是白血病，估计住院要排队等候，我们就先带老人到全国旅游一圈，然后再来北京住院治疗。我妈这辈子不容易呀。说着，说着，大家都落泪了，心里都很高兴。同学的母亲抹着眼泪笑着说，娃们孝顺，娃们孝顺，这辈子没白活。

    2004年的时候，我总结当医托的成果是：换了两肾一肝，打败了PCP，救了4条命。

    我采写了东直门医院移植部主任、著名泌尿外科专家韩志友给一个晚期尿毒症患者成功实施肾移植手术后，患者一夜排尿35公斤转危为安的新闻。先后有10多名尿毒症患者看了这篇报道慕名前去咨询治疗。其中有两位读者是通过我报找到韩大夫的，均得到满意的手术治疗。

    比较惊险的是肝移植的那件事情。一个星期天，我接到央视一个朋友的求援电话：他的一个朋友乙肝合并戊肝爆发，80%肝坏死，需要在72小时内做肝移植，不然就没救了。问我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肝源。经过向专家朋友求援，在30分钟内竟然找到了一名适合的捐献者。但是，昏迷中的患者担心肝移植手术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坚决拒绝手术。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著名肝移植专家李明已经赶到患者所在医院并且检查认为患者适合做肝移植手术。

    大家又一起想办法做患者的工作，那真是争分夺秒。患者的妻子几乎决定放弃了。第二天，也就是手术时机的最后一天，妻子赶到医院，把丈夫声泪俱下地臭骂了一通，丈夫终于同意手术。现在，这位幸运的肝移植患者早已重返工作岗位，我们也成了好朋友。

    说起PCP大家会想起不幸去世的歌星高峰。他就是被这个病夺去生命的。PCP又叫卡氏肺孢子虫病（或者称卡氏肺孢子虫肺炎），是由一种叫卡氏肺孢子虫的微生物引起的。发病人群主要是免疫功能低下者：如先天性免疫缺陷及进行过器官移植的患者；大量、长期使用激素类药物造成自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患有各种肿瘤，长期进行抗癌化疗的患者；艾滋病患者；婴幼儿营养不良等等。PCP的克星是一种叫做复方新诺明注射液的药物。但是由于这种疾病的发病率很低，这种药物的价格非常便宜，所以很多药厂都不生产了。

    2004年的时候，我老家的一个朋友患者淋巴肿瘤，通过我在北京接受了骨髓移植后，又感染上了PCP，全家像疯了一样到处找药，从大陆找到香港，也没有找到。朋友的姐夫给我打电话，说本来不好意思再麻烦我了，但实在没办法，病人已经快不行了，能不能帮忙找找复方新诺明注射液，药剂不顶事，只有针剂才行。

    由于我对艾滋病领域的关注，对PCP比较了解。我马上联系北京佑安医院的艾滋病专家张可，他告诉我北京没有这个药，可能上海传染病医院有，并且告诉了我那里的联系方式。电话一问，果然有！赶紧把这边病人的情况传真过去，又请上海的朋友帮忙，先买了一盒针剂，50元。通过上海到北京的火车车长带了过来。

    现在，这位摆脱了PCP魔爪的朋友，已经康复上班了。

想起这些事情，心里还是很激动，很温暖。帮助人看病的确是积德行善的事情。

 

           当医托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不少哭笑不得的事情

 

    老家一个煤老板患了糖尿病，通过朋友找来，非要让联系北京宣武医院的凌锋教授。我告诉他，凌锋教授是神经外科专家，不看糖尿病的。他愣是不信，凌锋那么厉害，都把脑死亡的凤凰卫视主持人救活了，还看不了小小的糖尿病？

    解释了半天，煤老板才同意到别的医院找糖尿病专家。他说他的血糖想尽了办法就是降不下来。专家告诉他，还没听说过有血糖降不下来的糖尿病呢。问他是不是看着广告吃药的，他说是，看广告，专门买贵的吃，贵药肯定是好药嘛。吃了几个月，血糖下不来，才急了。

    在北京住院一周后，煤老板的的血糖正常了。为了表示感谢，他请我吃饭，吃北京的烤鸭。吃完结账的时候，这位老兄自言自语：开饭馆比开煤窑好，这一顿饭等于3吨煤。他的跟班告诉我，他在北京买东西的时候，都要折合成煤炭吨位数，很有特点。

    印象比较深的是今年5月份，老家的一个经理朋友打电话过来，吞吞吐吐问我艾滋病目前的治疗进展，我给他罗罗嗦嗦讲了30分钟。讲完后，他在电话那头哭着说，我已经是艾滋病了，兄弟，你救救我吧，我再也不胡来了。

    原来，他在半年前，出差的时候，荒唐了一次，找了小姐，没有用安全套。回家没多久，就感冒了，低烧几天，吃了点药，感冒好了。无意中看电视节目，正好在普及艾滋病知识：艾滋病可以通过性传播渠道感染，感染后会出现感冒症状，过后就没事了，但病毒有可能潜伏8个月或10年左右再发病，云云。

    这个朋友越看越害怕，当即找理由与老婆分床，勉强过夫妻生活的时候一定要戴安全套。他已经认定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了。夫妻关系极度紧张。

    在痛苦中煎熬了半年，他喝了点酒，借酒壮胆才鼓起勇气给我打来这个咨询电话。

    我才想起他几个月前来北京出差，曾经问过我关于艾滋病的事情。

    我忙安慰他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是不是被感染做个检测就出来了，如果不愿意在当地做，可以来北京做。

    又过了一个月，这位朋友才来到北京。当天晚上怕他心里着急，我陪他在宾馆住。聊天聊到凌晨3点，我实在困的受不了了，睡着了。等我起夜的时候，他还靠在床头抽烟，烟头的火，一闪一闪的，映照出他极度消瘦的脸。

    第二天一大早，我带他到了设在佑安医院的性病艾滋病检测中心。临进门，他停住脚步问我：这个地方查的准不准？我说，这个地方胡总书记曾经来视察过，你说准不准。

    抽完血，需要等待2小时，就能看到急查的结果。

    我带他在附近找了一个网吧去打游戏，免心焦。

    他不时地看表，又扭头看看我。

    快到点了，我快步赶到检测中心，报了姓名后，工作人员说了两个字：没事。

    我赶回网吧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巴巴等在那里的他。他一把抱住我，流着泪说，谢谢兄弟，我一定要对我老婆好。

    网吧的服务人员很奇怪地看着这两个拥抱的男人，不知演的是哪一出。

    说了这么多成功的例子，其实，给人当医托也是有风险的。有的病是看不好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患者和家属大多都把希望寄托在北京这最后一站。

    老家一个同学的女儿12岁，脑血管畸形。我带他们找到北京一家知名医院的神外专家。专家看完检查结果后，对孩子的父亲轻轻摇了摇头。这个细微的动作被孩子看见了。走出诊室，孩子流着泪打着爸爸的腿，一句话也不说。她的爸爸站在医院的门口，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任凭寒风扑面，热泪长流。

    有时候，带着朋友到医院，经常能看到有人捂着嘴，哭着，擦肩而过。

    今年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五。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老乡哭着说，你快过来，活不了了，我在某某医院。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老婆在这里跳楼了。

    我急忙打车往医院赶。在路上我想起来1年前曾经引见他到这家医院给老婆做了一个脑部良性瘤子的手术，非常成功。怎么又这样了呢？

    到了医院，看到老乡靠着一个长条椅子坐在地上，在哀嚎，嗓子已经哑了。

    原来，上次手术回家后，患者就开始从鼻子里往外流水汁，医生检查是脑子里有个瘘，还需要手术。这个堵瘘的手术做了两次都没能堵住，这次是第三次，做完没几天，鼻子又开始流水了。痛苦不堪的患者，趁丈夫外出打水，从六楼跳了下去……公安局鉴定结果是自杀。

    专家说他们尽力了，给我详细讲述了手术的情况，从介绍的情况看是符合医疗规范的。

    最后，医院给患者家属减免了未交的费用，又给了一定数额的抚慰金，这件事情才算了解。

 

                  当“医托”有不少感慨

 

    屈指算来，在北京当业余免费医托已经7年了。现在每周都会接到3个以上的咨询电话，至少有一个让帮忙挂专家号或住院的活儿。有遗憾、有无奈，更多的是欣慰.

    在给亲朋好友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融进了自己的工作，现场采访，写出了不少受到称赞的稿件。也督促自己学习基本的医学知识，熟悉北京各医院的特色，别人问的时候，能说出个七七八八。

    要说感悟，最直接的是，来找我的人里面，有50%的其实都不需要。有些病直接到医院，直接挂号，就可以了，不需要排队，也没必要求人。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大家迷信北京的医院和专家，看病找熟人心里踏实，这是几千年农业文化在治病这个领域的反映——在血亲为纽带的农业社会，人情大于天。不讲规则，不讲制度，主要靠关系。

    还有就是，有些病根本不需要来北京，一种是小病小灾，患者家属迷信北京，就来了。还有一种是绝症，来了也没用。患者家属在电话里说，我们准备了10万块钱，到北京找最好的医院和医生，把这些钱花完，我们就回家，不然，一辈子内疚。这其实已经超出了疾病治疗的范围。

    再说说全国人民看协和的现象。全国各地的病人蜂拥进京看病的现象在知名度最高的北京协和医院最明显，因此有人说：全国人民看协和。这其实是医疗体制弊端的一种病态反映——资源配置不合理，体系不健全，服务不深入不到位，信息不对称。

    现在都在说平价医院，什么叫平价医院呢？一个年收入20万的白领看感冒要花500元，他不说贵，另一个年收入3000元的农民看脑血栓要花1万元，他要么四处借钱，要么放弃治疗——太贵了。找我看病的人里面，有10%左右的，来到北京，问清价格后，无奈又因费用的问题打道回府。

    我认为平价医院的概念关键在于让整个医疗系统回归到原本的位置——治病救人。这不但包括医院还包括医疗保险业和药品器械行业。

    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杭建梅，曾经给我介绍过她在美国华盛顿大学附属医院留学进修时的感受。在那里，医药代表经常光顾医生办公室，主要是了解药品器械的疗效；保险公司的人也经常去，也是了解药品器械的效果，如果一种药品或器械的效果很好的话，保险公司会抢着把这个产品纳入医保目录，不这样，保户就走光了；而医生如果光算计着吃回扣拿红包，保险公司就不会把自己的保户推荐过去，这个医生会饿肚子的。一切围着疗效转，围着患者转。

    社区管小病，医院管大病的模式，也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杭建梅说她在美国交了几年的保险费，临回国前，想给自己做个全面检查，尽管他的老师就是这个医院的大腕儿，但也爱莫能助。社区医生不开证明，上级医院是不能接诊的。后来她叫了急诊，打了911电话，急诊检查没什么问题后，又回到正常体系中，直到学习结束回国，连个CT都没做成，因为不需要。回国后，一次朋友聚会时，她感慨此事，一位在医院负责的朋友现场办公，马上安排她下午到医院去检查。看上去很义气，其实是一种体制弊端。

    北京协和医院前副院长董炳琨曾经感慨说，到了什么时候，医生只需要看病，不用操心别的，患者如果费用等方面有困难，马上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制度给于支持保障，我们的医改就到位了。

    我也发一个感慨：什么时候，我做医托的工作量能比现在降低80%，医改也就到位了。

 （本文删节版已在健康时报刊发）